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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帖]寻找文明之源——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年代考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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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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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寻找文明之源——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年代考证始末  发帖心情 Post By:2011-07-06 08:33:41 [只看该作者]

侯健美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 《三字经》

 提起夏、商、周,人们不会陌生,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但若问及商盘庚何年迁殷、周武王何年伐纣,就算是历史学家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因为三代的历史细节早已湮没在种种神话、传说当中,千百年来无可稽考。
     中国人最讲慎终追远,对于三代史的阙失,自然心不甘、情不愿。
     1996年,来自天文、考古、历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200多位专家学者首次聚集在一起,一项旨在寻找失落年表、为中华文明正本清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而武王克商之年的确认,正是整个断代工程中提纲挈领、至关紧要的一环。

 

 索骥丰镐

 

 马王村位于西安市西南,毗邻沣水,距离古城大约1个小时车程。
     村头以西,临近沣河毛纺厂东墙的地方有一大片空场。村里原本打算在那里大兴土木,建一座造纸厂。后来,造纸厂计划半途而废,原址改为养殖场。这么一来,许多规划中的厂房、仓库就成了无人打理的空地。
     1996年秋天,村里来了一支考古队。两位专家、十来位探工,人手一把取土样的“洛阳铲”,成天就蹲在村西那片空地上钻来探去。
     这样的情景,对于马王村的村民来说,倒也不陌生。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拨又一拨考古工作者走马灯似地来到村子所在的沣河沿岸,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周代丰镐城。
     据史书记载,周人自亶父迁歧后崛起,历经三代,文王末年将都城迁往沣河西岸的丰京,武王时又在沣河东岸建立新都,史称镐京。后代史家往往丰、镐并称,以丰镐作为先周及西周都城所在。
     丰镐存续约三百年,随着西周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邑,昔日的通都大邑日渐衰颓、湮没,终于无迹可求,只留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引自《诗经·王风·黍离》,周大夫行役路过宗周镐京,见旧时宗庙宫室遗址,黍稷茂盛,因悲周室颠覆,乃作此诗——记者注)” 的吟咏,任后世遥想与叹息。
     上个世纪初,随着近代考古学方法传入中国,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西安以西的沣河两岸。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会徐旭生率队第一次对沣河沿岸开展了考古调查,并提出了关于丰镐所在之处的最初猜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后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年设立考古工作站,将新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心血播洒于此。而这片土地也没有令世人失望,几十年来出土了诸多遗址、墓葬,以及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所以,当丰镐考古队再次出现在马王村村外时,人们颇有经验地猜测着:是不是又发现西周大墓了?
     人们甚至还注意到,钻探工作进行得相当周密细致,每平方米要打5个钻眼,考古界称之为“梅花坑”,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考古队一折腾就是两三个月,自然引来了心怀不轨的人。1997年春节,几名盗墓贼趁考古队收工撤离的时机,悄悄摸进了考古发掘区。多亏养殖场的一位守夜人半夜起来上厕所,注意到异常响动,一阵大呼小叫,才吓退了贼人。
     提起当年被盗墓贼盯上一事,考古队领队、社科院考古所专家徐良高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盗墓贼利欲熏心,四处扒坟掘墓,致使众多珍贵文物流失,贻害无穷;笑的是,盗墓贼那一回可真是看走了眼、打错了算盘,因为考古队要找的根本不是什么重要墓穴,而是一种在考古学上称之为“灰坑”的古代遗迹。
     所谓灰坑,其实是古人留下的一种生活遗迹,可能是古人用来堆放垃圾的“垃圾坑”,也可能是用来储藏的“储物坑”或“窖藏”,还可能是“祭祀坑”。灰坑里或多或少都会存有古人有意无意留下的物品,它们当然不是文物,对盗墓贼来说没有意义,但对考古学家而言,却是珍贵异常的“无字史料”——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对灰坑出土的物品样本进行分析,便可以确认灰坑形成的大体年代、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概貌。
     考古队此番在马王村的钻探和试掘,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寻找丰镐先民的生活遗迹,为碳14测年提供分析样本,以此确认年份。而这项工作,正是当年备受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一项子课题,意义重大。

 

 走出“疑古”

 

 提起“夏商周断代工程”,前几年着实热闹过一阵子。后因学术争议太多,各路专家学者意见相左,致使结题报告的详版至今未能问世,这两年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无论是工程设立初衷,还是工程进行过程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仍然值得肯定。
     工程最初推动者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1995年,宋健访问非洲,途经埃及,参观了古埃及卢克索遗迹。他发现,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断代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法老们的在位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数年以内。与之相比,中国古代史的源起之处则存在重大缺憾。
     中国历史上的确切纪年肇始于公元前841年。当时,周朝国人暴动,周厉王逃离镐京,由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元年。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便开始于那一年。再往前,《史记》中还有一篇《三代世表》,当中记录了夏商周三代的情况,可惜只有世系(列王在位次序),具体年代却是空白。
     司马迁其实也很无奈,他曾这样解释自己不记不录的原因:“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用,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上述文字说明,司马迁确实读到过不少共和元年之前的纪年材料,只是彼此歧异、难于统一,故而舍弃不用。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史态度当然值得称道,但留给后人的无尽遗憾也是事实。
     中华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原初两千余年的历史却至今语焉不详。不仅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争论不休,也给一些人质疑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提供了口实。有鉴于此,曾推动过“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攻关项目的宋健特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提议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5月16日,21位国内优秀学者从国务委员宋健和李铁映手中接过大红聘书,正式受聘工程专家组成员。“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
     实际上,参与工程的专家和学者人数十倍于此。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3大天文台、3座博物馆、12个研究所和14所大学,专业涉及天文、考古、历史、古文字、文物、自然科学、物理碳14测量等诸多学科。
     四位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分别在历史、碳14测量和天文学界享有泰山北斗的盛誉。其中,李学勤曾针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派” (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记者注),提出过“走出疑古”的学术主张,因此成为专家组组长的不二人选。
     这是一次走出“疑古”、为中华文明正本清源、为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尝试;这是一次纵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力合作,在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而工程所提出的目标亦如所有参与者一样雄心勃勃:其一,针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二,针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针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其四,针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为此,工程设立 9大课题,下设36个子课题(后来又增加为44个——记者注)。
     在整个工程中,有一个节点,至关重要——武王克商的年代。这个年代无疑是商朝和周朝的分界线,也是逆推夏商两朝的起点,又直接决定着西周列王在位年数的估算。解决了这个死结,三代断代定年的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但这个结,已经困扰了历代学者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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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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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坑H18

 

 当社科院考古所徐良高率领考古队再次回到西安近郊马王村的时候,已是1997年开春。
     村西养殖场的空地上再次热闹起来,除了专家和技工,考古队还雇来不少农民工。此时,前期钻探已经结束,正式发掘随即展开。
     选择在马王村附近发掘,并非偶然。1959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村北发现过两处残缺的西周夯土基址,两年后又在村西发现了一座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53件。1976年村北再次发现了三座西周夯土残基址,并在一座基址内发现了
     陶水管道。正是这些丰富的出土遗迹,使徐良高等人下定决心。他说,把宝押在这里,至少不会放空。
     根据先期钻探结果和经验推断,这一次,考古队打算开掘4个探方。
     最先发掘的两个探方其实并不理想,一两个星期的发掘过后,碳14测量所需炭样、动物骨头等物品出土得很少,也不具典型代表性。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难以掌控。钻探只能说明地下有没有遗迹,但到底是不是专家们要找的、样品丰富与否,就很难说了。这一点,徐良高当然明白。但他也知道,断代工程限定的时间非常紧张,万一这里找不到合适的,重新打鼓另开张的话,将很难保证在期限内完成。若样品采集不到,碳14测量自然也无法展开,年代确认也将无从着手。徐良高心急如焚。
     就在这个关口,新挖掘的、编号为1的探方里突然出土了一块陶片。
     徐良高又惊又喜。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很快断定,陶片上的花纹具备典型的先周晚期特色。考古队要找的就是这一时期的遗迹!
     徐良高解释说,先周晚期是指文王迁丰到西周建立这段时期,由于仅有十余年的历史,遗存自然少之又少,能碰上很不容易。但这一时期的历史遗迹却与商亡周兴的年代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也是为武王克商定年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陶片释放出的强烈信号令徐良高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他随即请来探工,展开进一步钻探。这一探,可不得了,三四米长的“洛阳铲”全部插进土里,还是没能够到遗迹的底端,再加上探方里已经下挖的一两米——这里的遗迹堆积极有可能深达五六米。理论上讲,堆积层越厚,所包含的物品数量会越多、种类会越丰富。徐良高兴奋不已,将所有的人力通通集中到了1号探方。
     进入5月,考古工地上已是热气袭人。此时的徐良高最乐意往探方下面钻,因为地下四五米的地方反而要比地面温度低不少。就在“凉爽宜人”的1号探方里,徐良高和他的同事们戴着草帽,拿着手铲和毛刷,一点点、一层层拂去千年尘垢,历史的本真面目日渐清晰。
     发掘结束时一算,整个探方深达7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站在坑底向上看的时候,徐良高说他内心充满了成就感。这座探方涵盖了先周晚期、西周建立初年、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4个历史分期的遗迹,尤为难得的先周晚期遗迹堆积竟然深达5米,这5米堆积便是后来蜚声考古界的灰坑——H18。
     这个灰坑里出土的碎陶片装了几十麻袋,堆满一间屋。能够复原的陶器多达几十件,为H18属于先周晚期的判定提供了最佳的注脚。更重要的是,同时出土的还有多种多样可供碳14测年的材料样本,包括炭屑、动物骨头和炭化小米。炭化小米的发现尤其珍贵,因为小米一般不会被储留多年,应该与灰坑H18的形成年代最贴近,所以是最理想的碳14测年材料。
     徐良高他们采集到的样本很快被送往北京,接受碳14技术检测。结果出来,武王克商的年代被限定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这样一来,依靠文献整理而得到的百余年时间跨度,又进一步缩短到30年间。
     可别小看这一缩短的意义,它为天文测算打开一道方便之门。天文现象的出现具有周期性,若不加以限定,很可能与真实答案失之交臂,或者降低结论的说服力。
     而天文学上的测算,当真能找回失落千年的年份么?

 

 “如何避免第45种说法”

 

 若说考古学与断代判年相关,大概没人有疑问;若说天文学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可能引来不小的疑惑。
     其实,天文测算一直是断代考古和年代学上极为倚重的手段。古代中国人迷信天象,认为人事必合于某种天象。某一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未必能被记录下来,但发生之时的种种天象却很可能留存千载,后世的学者便可以根据天象记录回推事件发生的年代。
     “武王克商”就属于这种情况。在目前所见的传世古籍和青铜器铭文中,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多达16种。其中至少有两条被认为是破解武王克商之年的关键:
     据《国语·周语下》中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将铸无射编钟,向乐官伶州鸠问律。伶州鸠在解释“七律”的时候,曾无意间提到了武王出兵伐纣时的天象:“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汉书·律历志》引《尚书·武成》中,留有一篇武王伐纣的“出征日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生旁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除此而外,剩下的天象记录也各有自身的价值。
     在彭林等人搜集整理的44种说法中,依托天象记录和天文演算的,有十来条。这些结论往往能够自圆其说,却很难统一融合。
     一是因为某些天象记录的文字古奥难懂,比如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又名武王征西簋)上铸有“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的文字,学者们对这句话的句读和阐释始终存有分歧,也必然影响到他们对于其中所提及的天象的理解。
     二是由于演算技术所限,研究者只能就其中某一条天文记录进行简单推算。人们当然知道,若能对16条天象记录全面合检、推演一番,相互咬合、重叠之处便可能出现正确结论。只不过,所需的计算量也将等同于天文数字,单凭人力的话,真就成了“吾生也有涯,而‘算’也无涯”。
     然而,现在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这种设想成为可能。当上海天文台专家(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坐在课题申领答辩席上的时候,他心里就有这个自信。
     江晓原至今清楚记得,须发皓然的老专家们抛来了一个两难的诘问:“既要避免第45种说法的出现,又要结论有突破性和创造性,你如何做到?”江晓原说,答案很简单,最重要的
     是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天文计算软件。
     这是一种名为 DE404的计算机软件,由美国宇航局(NASA)下属的一个实验室设计开发而成。它以天体力学原理为基础,可推算某种天象出现的具体时间。据说,软件最初只供给天文学家们使用,后来有历史学家听说此事,便建议实验室将软件覆盖的年份延长,用于测算某些历史事件。但要推算的年份愈久远,误差也会愈大,NASA的专家们只能一步步将年限拓展。断代工程启动的时候,这个实验室正好推出了软件的最新版本,该版本已经可以涵盖公元前后三千余年的时间,正好能将武王克商的年份包含进去。江晓原准备利用这个软件,将所有可以用来定年的天象通通计算一遍,从而找到满足所有条件的那个年份。
     专家组最终认可了江晓原的方法,将“武王伐纣时天象研究”的课题交给了上海天文台。这个天文台拥有全国唯一一个天文学史研究小组,组长就是江晓原。
     课题申领成功后,江晓原马上给美国方面去了一封信,提出购买DE404的意向。不料美国人一口回绝,说是软件只供科研之用,不具有商业用途。江晓原又向他们解释需要这个软件的原因,谁知美国方面这回答应得很爽快,很快就寄来了软件光盘。原来,实验室只能将软件免费提供给需要的研究者,而不供出售。国际天文学界一贯秉持的合作共享精神着实帮了江晓原的大忙。
     有人说,技术的进步才是促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上马的真正原因。这话说得没错。在计算机、碳14测年等现代技术手段出现之前,学者们只能在古代文献、青铜器铭文和极为简单的手工运算中兜来转去,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现在,有了计算机和天文软件的强大支持,江晓原和他的研究小组摩拳擦掌,决心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来。
     但学术上的纠葛,远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07-06 08:40:0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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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计算

 

 江晓原等人的工作始于1997年上半年。此前,文献方面的专家已将武王克商的年代框定在百余年左右,这为减少周期性干扰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丰镐遗址中灰坑H18的重大发现还会将范围进一步缩短。即便如此,江晓原他们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对16条天象记录逐一考察,将百余年时间内出现概率极小或无法用以定年的天象去掉。
     这项去伪存真的工作很有必要。据《淮南子·兵略训》的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在天文学理论中,能够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经过计算机测算,《淮南子》中提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几率只有0.3%,这样的小概率当然无法作为可靠依据,所以予以排除……
     16种天象最终被舍弃了9种,剩下的7种就成了7把硬朗朗的标尺。研究小组的任务就是构造一个年份,使这个年份与“7把标尺”全部吻合,使7种天象在这个年份里各得其所。
      DE404软件发挥真正作用的时候到了。据江晓原解释,DE404其实是一个内容庞大的数据库。它的一头是人类头顶闪烁的星空,另一头是已消逝三千年的历史。江晓原和他的两位助手所要做的事,就是按照先人留下的“路标”,将天象与某个历史年代联缀在一起。
     对常年与天文计算打交道的仨人来说,只要先算什么、后算什么的技术路径设定好了,剩下的事倒不困难。只需把文字记载的天象转述为计算机能懂的Fortran语言作为求解条件、然后调用庞大的DE404数据库寻找匹配数据就可以了。
     当然,实际计算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时上海天文台还在使用486型电脑,运算速度比较慢。江晓原的一位助手逐渐摸出了门道:睡觉前输入一条程序指令,第二天早起一看,数儿也就出来了。使用计算机尚且如此费时耗力,若换为手工计算,根本无法想象。
     计算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离最终结果越近,江晓原就越担心。“要是最后根本求不出一个结果怎么办?要是求出若干个结果都符合又该怎么办?”江晓原知道,
     他已经将7种天象全部用上了,如果求不出唯一解,他担心利用天象判定武王克商之年这条路很难行得通。
     幸运的是,历时1年多的计算工作结束时,江晓原松了一口气。答案是唯一的。
     根据 DE404软件的计算,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即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兵渡孟津,6天之后在牧野一战中战胜纣王。克商之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好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这份克商时间表甚至精确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在学术史上还是头一次。
     1998年年底,“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专题讨论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与会60多位专家是来自各个学科的一流学者。
     研讨会开了两天,会场气氛一点也不轻松。大家都知道,武王克商这个时点的确认极为关键,甚至影响到近现代以来历史学、考古学、训诂学、金文历谱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果。专家们也很矛盾,既乐于见到一个有说服力、突破性的结论,又冀望这个结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现有的学术观点。
     公元前1044年到底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月相词”之谜

 

 两天的唇枪舌战、反复权衡之后,与会专家达成了略为统一的认识。
     大家认为,上海天文台利用全新思路推导出的结论是一次重大突破,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有了本质提升。但是,这一结论也存在两个不易弥合的重大困难。
     其一,无法满足“岁在鹑火”的天象。当代学者普遍认为,乐工伶州鸠提到的“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是浑然一体的。其中 “岁在鹑火”历来被认为是对年份的限定,最具信息含量,绝对不可或缺和违背。然而,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1044年,岁星(即木星)恰恰不在鹑火(黄道十二星次之一)之次。
     针对这一点,江晓原后来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牧野之战的前两年,武王曾大会诸侯于孟津。从广义上讲,这也意味着武王伐纣的开始,当时正好出现了“岁在鹑火”的天象。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亦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只好暂且存疑。
     更大的质疑来自金文历谱,江晓原的结论与已经排定的金文历谱存在诸多抵触。
     所谓金文,是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钟鼎文。根据其中记载的“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等要素,后世学者也可以推排出商周时期的列王年表,即金文历谱。它也是断代工程中极为重要的方法和证据。
     在诸要素中,对“月相”的理解历来争议最大。金文中经常出现的月相词(又称金文纪时词语)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可惜,这些词语在有确切纪年之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它们分别指的是一个月内的哪一段日子,只能靠后人揣测,自然莫衷一是。史学界先后出现过定点说、四分说、二分二点说、二分一点说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难理解,对月相词含义的不同阐释必然导致不同的历谱排序。
     断代工程根据金文历谱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将“月相词”定义为“生霸初见,死霸初亏(即生霸为新月,死霸为残月——记者注)”,这也代表着当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公元前1044年的说法恰恰导出了“死霸朔,生霸望”的月相词释义,不仅与断代工程所使用的说法相悖,也得不到大多数近现代学者的赞同。
     基于以上两个几乎无法解决的症结,也为了慎重起见,工程专家组决定委托陕西天文台天文学家刘次沅对这一专题的结题报告进行重新验算,看有没有其它的结果产生。
     1999年3月,刘次沅在西安见到了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李学勤从历史学的角度逐一介绍了诸多天象记录的背景、可靠与否,以及断代工程所使用的月相词定义,希望刘次沅能将天文演算与史学界主流观点结合起来,更全面地进行考虑。
     几番琢磨比对之后,刘次沅发现,上海天文台提供的结题报告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推算过程中,某些天象信息被绝对化了,跟许多史学信息也对不拢。”刘次沅举例说,“月在天驷”中的“天驷”原本是指天蝎座的4颗星,江晓原则认为,“天驷”指的就是房距星。此外,“东面迎岁”是否一定发生在早晨?克商之日岁星附近是不是一定不能有月亮或其它行星?这些限制条件极具淘汰性,却并无依据,不应贸然使用。
     而刘次沅根据自己的验算,为武王克商找出了另外一个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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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解

 

 与江晓原的推算方法不大一样,刘次沅是从《尚书·武成》中的记载入手。
     在将文字表述的天象转变为公式化表述时,刘次沅着实冥思苦想了一番。他设计出一张表格,最终构建起《武成》历日的体系。再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结合“岁在鹑火”、“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他得出了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论。
     考虑到考古发现已将克商年代圈定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刘次沅决定取公元前1046年为最终结果。这个结论也并非完美无缺。至少,它与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257年”和“庚寅周始伐商”就无法相符。
     结论虽然有两个,毕竟只相差了两年。与工程开始时百余年的差异相比,这个结果已经很令人满意了,而其间所走过的研究之路也极大地促进了天文、考古、历史、碳14测年等学科的发展。
     但是,结论只能有一个,夏商周三代不可能拥有两套年表。
     此时,考古学、天文学的力量已经用尽。兜了一圈,专家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寻章逐句”的老办法上。
     据《尚书》记载,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痊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这是武王克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用来反推克商之年,从而对天文和考古得出的结论进行佐证。
     至于武王克商之后的在位年数,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后世学者提出过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不同说法,断代工程专家根据各种文献推断,认定武王克商之后在位四年。
     而根据断代工程所定的金文历谱,周成王(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位国王——记者注)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照此推算,则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与刘次沅计算出的年份恰好相符。此外,公元前1046年的结论也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主要天象记录亦能相容。
     契合多一些,矛盾少一些,公元前1046年由此被认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尽管包括刘次沅本人在内的许多专家一再强调“公元前1046年只是历史的最优解,而非绝对真理”,但年份好歹确定下来了。
     武王克商的年份一旦确定,断代判年的许多问题随之得解:盘庚迁殷的时间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夏王朝建立则在公元前2070年……夏商周三代的年表就此构建起来。


     1999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版》正式定稿,并出版发行。
     然而,报告一出,中外学界哗然,争议和质疑之声自此不绝于耳。从工程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到对古代文献的采信和解读,以至天文测算和碳14测年都遭到了反对,而且很多异议极具水平和分量。
     对于理论学术上的争议和纠葛,我们不想做过多评价,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难于得出一个毫无争议的结论。重要的是,每一代人都应该借助新的方法和材料不断趋近真理,每一代人都应该通过不懈的努力使学术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得以累积和进步,人类才能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期待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能早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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